2011年11月24日星期四

现实,务实



这几天在读一本70 年代初台湾翻译/出版的外国“古书”- 19世纪俄国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sky)的书简集。这本集子收录的主要都是柴可夫斯基和他的赞助者兼红颜知己梅克夫人(Madame Nadezhda von Meck)的来往书信,读来趣味怏然之余,居然跨越时空和本地的一些价值观现状“有所共鸣”!击节之余,愿与各位朋友分享。


谈到“现实主义者”这个课题时,柴可夫斯基对梅克夫人如是说:“我想,你把自己称为现实主义者,这是不对的。如果现实主义者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指一个憎恨生命与艺术上一切虚伪和作假的人时,那你倒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你得知道,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永远不会找音乐来慰安与静穆的。如你所知:我宁可把你叫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唯一的意思是不肯伤感,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没有结果和平凡的梦想中去 - 这些梦想都是许多妇女所共有的。你讨厌空洞,不诚实的话语以及懒洋洋的伤感,但这不等于说你就是个现实主义者。(真正的)现实主义包含了一种心境的狭隘,包含着一种廉价和十分容易满足的低等欲望。现实主义者对于知识以及对于寻求人生之谜的答案并不饥渴,他们甚至否定了寻求真理的必要性,他们对那些在宗教,哲学或者艺术里寻求安静的人们抱有怀疑的观念。现实主义者对艺术是不会发生兴趣的,尤其是音乐………………。”(以上摘录自梅克 .包温合编,吴心柳校订,台湾乐友书房出版的《柴可夫斯基书简集》)


读到这里,不禁掩卷寻思,不知“现实”与“务实”是否有所不同,差异又在哪里?在“务实”挂帅的的本地,无论朝野,搞艺术是否最终只是一种美丽(但后果可能严峻)的误会?!







16.11.2011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困惑拉杂谈



常为新加坡人的文化价值观感到困惑。


来到教育:教育的根本是什么?最终只求谋生之能而不惜疏离或扬弃了人伦之道以及文化内涵?看看我们的学校对分数,排名的追求,看看补习学校的“教学成就”和“贡献”(很难想象没有补习学校和补习老师的新加坡),看看我们的学生,家长对老师的态度,看看近来我们一些年轻老师令人不齿的行为(这不能说和我们的学校教育完全无关罢?)。就算是母语教育,也必须以“运动”来推广,以“功利”来“诱导”,以流于浅薄的流行文化来“站台”,又是否有点舍本逐末?如果上述现象以及“恶性循环”无法改变和改善,最近教育部企图“亡羊补牢”的“道德教育”恐怕最终也只能流于形式而已。


其实所谓的“教育”并不止于学校。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导向都无时无刻不在教育人民,塑造心灵。这里头也不无“因”,“果”问题。而因果并不限于佛界,有趣的是:有时“果”还在“因”之前。例如:为何我们的大收藏家宁可把价值不菲的艺术收藏品捐给其他国家(果)?为何外国大艺术家(不理其本国内的反对舆论)捐赠了价值不菲的大批画作给我们,而我们给与(礼貌上的)的“回报”(与其本国同类情况相比)却是如此寒酸和远远不成比例(因)?!在华人传统文化里,有所谓“滴水之恩,涌泉以报”,但在此事上,有关决策人似乎并没有这种感觉或观念!如此处事(或处世)态度,从“务实”或人情常理的角度来看,将来我们还能期望其他的大艺术家会如此慷慨热情吗?


来到音乐:记得当年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成立典礼上,贵为主宾的国家领导人对这一“行业”当头泼冷水式的负面致辞言论。也记得一位前交响乐团主席的就任访谈:该前主席谈及自己早年放弃学习钢琴的经过,并洋洋自得的表示对自己的决定和选择毫不以为憾(!)。也许说得也是,如果他当年没有“挥慧剑”(斩“琴思”),或许现在也没有机会讲这番话。只是,这对一群专业音乐家来说算得上是尊重或鼓励吗?另外:新加坡交响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的一些筹款演出,有时会由一些政治领导人或赞助人上台指挥(注1)。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加强“效率”和“气氛”,只是不知道音乐家们心里会怎么想?无可奈何?不以为忤?或早已已麻木,只当成是逢场作戏(!)或工作所“须”?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行内的局外人,不免为之感到委屈甚至有点“兔死狐悲”。


对待赞助的态度,相比之下,还是(西洋!)古人表现得比较有风度以及风骨。在已故伟大小提琴家梅纽英(Yehudi Menuhin)的一个访谈录里,曾有记载:有一回著名流行乐团“滚石”捐了一大笔钱给梅纽英音乐学校。后来“滚石”请梅纽英去看他们的演出。梅纽英也去了,但只待了几分钟便离开了。当“滚石”诧异的问起原因时,梅纽英只淡淡的说:你们的音乐太吵了,我受不了。


一般人也许会觉得梅纽英的态度傲慢甚至忘恩负义。但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梅纽英只在意服务他最虔诚的信仰(之一) - 古典音乐,其他都不重要。之后也没有听说“滚石”有什么抱怨,这也是一种胸襟罢。


反观有一次和某位本地官方艺术委员会委员谈起有关本地艺术团体赞助问题时,他冲口而出的竟是:这些艺术团体整天都只懂得“要钱”!我当时很惊奇:艺术团体需要钱不是和学校(或补习学校)必须教导学生一样合情合理吗?你(们)的责任不是要帮忙他们解决(主要是)钱的问题吗?除此之外,难道这些艺术团体需要你这个行外人的艺术看法,而你真的认为你很懂得艺术?


关于艺术赞助,让我们看看世纪俄国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sky)的赞助人梅克夫人(Madame Nadezhda von Meck)(注2)怎么说:“如果要一个天才得以发挥发展,同时要得到灵感,就必须让他免于物资的缺乏。没有物资的支援,他便会衰萎,孱弱,无助,颓唐…………….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柴可夫斯基,如果他当时没有得到梅克夫人多次物质与精神上及时的鼎力支持,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柴可夫斯基”肯定会大为失色。


所以:一个艺术赞助机构以及其执行者,必须有一定的相关知识,修养和眼光,也必须大公无私,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或选择。如果缺乏这些,除了没有责任感,也对不起国家社会。


幸亏梅纽英不需要在新加坡“谋生”!另外来说:在目前的文化价值土壤上,(在可见到的将来)新加坡也不可能会有“梅纽英”。最终:国家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在推广教育,艺术方面,到底目标又是什么?



1:是真正为了公益还是只为了满足私人表现欲?总有点令人怀疑,也似乎没有真正尊重专业。


2:梅克夫人也许是西方音乐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的独立赞助人。





15.11.2011

2011年11月15日星期二

报纸



报纸的基本和主要的功能是为社会传达最新的讯息。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收音机和电视机以外,它向来都是最主要时事消息来源之一,对国家,社会都影响深远,因此:作为一份有自尊以及有责任感的报纸,必须非常讲究报道的客观性以及准确性。


报纸的内容除了据实报道的“硬”性新闻(有如“硬道理”)以外,也有“软”性的文艺创作和专栏文章等等,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关乎报纸生计的各类广告,贺辞,仆闻。报纸也许也许没有教育读者的责任,但所谓潜移默化或熏陶的作用还是有的。因此:无论在新闻报道,小说文章里或甚至广告里(注),小至最基本以及正确的遣词用字,大至“有意无意”的价值导向,都能影响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


现在读报,常常感觉(如一个朋友所说的):很多时候,新闻报导的取向往往不在于人,事的内涵,价值。更注重所谓的“新闻价值”或“趣味”。而这个“趣味”是记者(或编辑)对读者(市场)“趣味”倾向的猜测和判断,旨在投其所好。如果有关“趣味”不高,久而久之便成为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如果只是由一方面刻意造成的两厢情愿那也罢了,最怕到头来却是报纸对读者品味的误会,那就不止是啼笑皆非了!


时代改变了,报纸的有些精神也随之改变。除了专业,准确等基本原则以外,从前(许多年前)有一定信誉的报纸也都很重视本身对社会问题以至国家政策的看法和立场。或许它们认为这除了这关系一份报纸的灵魂和尊严以外,也是对国家社会的一种责任。于是:它们努力追求新闻自由,报道自由并勇于表态。这些事或想法在某些人眼中或许是天真的,在某种时空下情境之下也或许见仁见智。无论最终是愚是贤,惟有时间能证明,但其中肯定有人性优美的一面。



注:多年前,就曾连续多次在一份华文报上的同一则地产广告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 “地杰人灵”!这明显是“地灵人杰”之误。但似乎一直都没有更正。当时想:报纸受人钱财,理应为人“消灾”罢,除非他们真的一直都看不到,或中文水平就和登广告的商家同等?





14.11.2011

2011年11月10日星期四

艺术已死?!音乐已死?!



“不会华乐器,会作华乐曲”(!)这句话还在耳边回响。


当今世界,所谓的现代音乐和现代艺术可能是最容易蒙骗一般外行的“行为艺术”之一。一个外行似懂非懂的主观趣味,加之艺术家七彩缤纷,天马行空般的创作概念,推销者的生花妙舌,拍卖行的成绩保证,都是推动市场的主要动力,只是市场价钱和艺术价值往往是不对称甚或背道而驰的。


诚然,凡事一旦商业挂帅,金钱往往就是最大的权威,价钱也最为雄辩。现实中,许多当代的大艺术家也都非常在意自己作品的市价。 而如今世人对艺术品的欣赏能力,购买态度加上日新月异科技的推波助澜。不知不觉的也改变了许多艺术创的作基本精神和要求。


也许是对理想绝望(或“开悟”)而衍生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暴自弃”。再加上:反正许多人(包括各级官僚)都不懂,也不管!现在许多艺术家,画家可以不懂得素描,作曲家可以不熟悉甚至不懂得传统和声,对位以及乐器法,不熟悉经典作品都“无伤大雅”。只要能惊世骇俗,标新立异,排众而出,吸引群众,“活在当下”。至于能否真正有效和有内涵的和观众,听众沟通并不是首要考虑。


然而,最终无论音乐或绘画,(最初)都是直接从耳目到心灵的艺术沟通手段和形式。这种沟通如果超越了某个极限,需要以详细的言语,专门的理论来加强或甚至左右观众和听众的理解和喜爱,就有如语文翻译一般的“不可尽信”。因此:一首音乐或一幅画,如果离开了某种理论基础或某种特定环境,场合就没法令人理解和感动,或许只能归类成理性或刻意的音响结构和色彩形象的堆砌,除了有沟通上的局限,更和心灵有距离。很多时候,又好像是被切断了电源的收音机和电脑或缺乏血液的病人一般苍白无助。就算有权势的“加持”,也不如一个普通但健康的人一般自在快乐。


就和当代艺术(绘画,雕塑,装置,行为艺术等等)相似,也许如今“音乐”的定义,意义,性质,形貌等等都和20世纪初叶或之前的音乐(原来被称为音乐的音乐)已大不相同,莫非“音乐”已遭劫持?!莫非音乐早已死亡?!




11.11.2011



2011年11月9日星期三

不学有术!?



日前看了Norman LebrechtLife and Death of Classical Music(古典音乐的生和死)一书。正叹息,今天又在联合早报(9.11.2011 POP CORN爆米花)上看到了一篇题为《不会华乐器,会写华乐曲》(注 1)的文章。


除非我们面对或涉及的对象不在专业范围以内,不然,根据这个标题,以此类推,信手拈来,我们或许也可以以下列标题,大做文章:


《不熟悉食材的厨师》


《不熟悉数,理的土木工程师》


《不熟悉本草的中医师》


《不熟悉生,化的西医》


《不熟悉宇航仪器的太空科学家》


《不熟悉换档的司机》等等等等…………



试问:若有类似比赛情况,以上人士可能会被接受参加有关专业比赛吗?



按常理,一个人若有所不足,一般都会尽量扬长避短,尤其来到专业(竞争)场面,若非存心开玩笑,绝不会自曝其短(除非年少无知或“不善辞令”,以致“误入歧途”被“奸人”所害)。再说,面对一个专业个体或团体时,这也算是一种起码的尊重和礼貌罢。不是要鼓励你隐瞒事实或撒谎,但不妨想想:如果你明知自己“基本功”不好,经验也不足,却故意约了一个专业球员出来打球,碍于某种“形势”,又或许你付得起费用,专业球员可能会陪你玩玩。但他心里会怎么想,又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他会尊重你(的球艺)吗?


以“缺陷”,“弱势”作为新闻卖点,“制造新闻”来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向来都是许多记者爱用的手段和伎俩。看多了,原可不以为意。但综观时下许多艺术现状,却和文章所述不无雷同之处,其基本精神让人感觉仿佛就像在鼓吹“侥幸”以及“不劳而获”。只是:一个(或许)有想法但对乐器不熟悉的作曲者就如同一个(自言)满肚子灵感,乐感但基本功差劲的钢琴演奏者一样,总令人感觉有点瘸腿。只能令人同情,不能令人赞赏。


年轻人凭着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勇往直前,原值得赞赏。但“学艺不精”或“心存侥幸”甚至有点“好高骛远”(注2)还是有问题的。联合早报却以此为新闻卖点而不吝大加宣扬,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心态和价值观?!




1:文章题目似乎有意夸大以及有点误导。根据报道,该年轻人也不是完全不会或不懂得华乐器,只是不会演奏而已(许多专业作曲家不也如此),但“大致对每样乐器的音域,音色等,都有所了解”。虽然严格来说,如果以专业乐团为写作对象,对乐器的“大致”了解肯定还是不够的。



2:有关报道文章没有提及该年轻人在创作比赛曲之前的有关(华乐写作)学习背景和作曲经验以及有否尝试过编写华乐曲?如果只是为了参赛而第一次尝试创作华乐曲,而且是内容抽象深奥的大型现代音乐 ,则不免令人有所怀疑。就有如一个没有多少飞行经验的人,突然驾驶起民航大客机一样!顺便一提:今天,来到音乐写作,最考基本功,技巧实力的其实更多是编曲。一般编曲水平的优劣高下也比较容易分辨。如果非比赛不可,为何不来个编曲比赛,直接采用民间音乐曲调,如此除了能“提炼”原有的素材,比高姿态的所谓“创作”更能有效的形成“雅俗共赏”。而所谓的“南洋元素” ,“南洋风格”也许更显而易见,不必劳神捕风摸影也。



9.11.2011


2011年11月7日星期一

Life and Death of Classical Music 读后感



最近看了Norman LebrechtLife and Death of Classical Music(古典音乐的生和死)。好几年前也看过他的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 (谁杀死了古典音乐,又名When the Music Stops ),都和和古典音乐生死攸关!


这两本书(根据第一本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的印象),内容有点接近,只是感觉上,第二本书在有关音乐家的一些传闻逸事(或怪事)和唱片市场政治,人物描述多了些,整体比较注重细节和趣味性,常有点Gossip 的味道。而第一本书相对来说,对古典音乐问题的针对性强些,视角也比较宏观。


从整本书的写作构思到种种资料的搜索,可以看到作者仔细严谨的一面。只是来到对人对事的一些看法时,却让人质疑作者对音乐家以及音乐录音优劣的判断能力。作者品评(有史以来?)100首最佳古典音乐录音以及20首最糟的古典音乐录音时,其中大部分看法和意见尤其令人难于苟同。


虽然主观,客观的问题或许有,但绘形绘影的把KarajanRostropovich Richter Oistrakh 再加上Berlin Philharmonic等当代顶尖演奏组合的Beethoven Triple Concerto 说成是最烂的录音之一便未免有点夸大其词和哗众取宠。


毕竟:烂船也有三斤铁,按常理,或许以上组合演奏的Beethoven Triple Concerto 不是最好的版本,但也不可能是最差的吧?除非以上组合在同一时间一齐严重失常?


另外,作者却青睐于两个“冒出来”的录音 - 波兰作曲家Gorecki的第三交响曲以及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奥地利指挥家Georg Tintner 指挥的Bruckner 第五交响曲,主要却是因为这些录音的销售量!


令人费解的:字里行间,作者也流露出对Karajan的音乐过分(?)倾向精致完美的不以为然。若非偏见,完美总好过有缺陷罢?虽然有所谓“缺陷美”(自然形成或自我安慰?),但总难免无可奈何,谁又愿意一幅粉刷得美美的白墙上有个污点?或者心爱的iphone跌破了一角?!


之前读了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本来有点佩服作者的好学博闻,辩证看法。但读完了Life and Death of Classical Music之后却不禁对书里的许多见解以及作者的音乐审美观有了疑问。看来:“言多必失”,“尽信书不如无书”,还是有道理的。




8.11.2011


指挥与猫



在音乐国度里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不好的乐团,只有不好的指挥”。


这句话虽然有点斩钉断铁,简单武断(似乎只要有好指挥,乐团便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成为好乐团),却不无一定的道理。毕竟,指挥是乐团的(灵魂?)掌舵者,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像是个“家长”和“导师”,和乐团团员有“上樑”和“下樑”的关系。于是,也有人说:“伟大的指挥家(如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会承认和自责的”(注)。


今时今日,作为一个成功的乐团指挥(不一定就是个伟大或甚至是好的音乐家),除了本身应该具备的起码专业能力和学识以外,还要多少有点政治家的手段,生意人的头脑以及必要的组织和表演(或扮演)能力。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不懂或不通人情世故的音乐天才,往往最终只能死后才(或)有望成名(还只限作曲家或有作品留世的演奏家)。


无论如何,和过往才气横溢,特立独行的大师型以及独裁者型指挥不同的是:在目前的现实中,就犹如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务实”言论:“不论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如今许多在世俗眼光中成功的乐团指挥(音乐总监),也许并无需太多的艺术才华和内涵,气质个性更是次要。但关键要有一定的办事实权(权威)。同时,他也必须:在外,能满足芸芸观众和赞助者的品味,趣味。并和其他地区同行密切保持“共荣圈”和“礼尚往来”的“外交”关系。在内,上能摆平管理层和下能镇得住乐团团员(最好有“生,杀”大权),处处维持“生态”平衡,如此他才能算是一只起码的好猫,也才能安然继续他的事业和“生存”下去。


这样看来,一个乐团就好像是一个迷你国度,就不知道来到治理国家,“没有不好的乐团,只有不好的指挥”是否也是一个共通的“硬道理”?



注:相对而言,乐团往往也会更尊重以及愿意原谅一个坦诚和勇于认错的指挥,毕竟:人孰无过,而专业乐团团员的眼睛却是雪亮的。



3.11.2011



2011年11月3日星期四

担忧



在今天(2.11.2011)的联合早报言论版里看到了李叶明先生的文章 - 《从辛亥革命看新加坡》。


李先生在文章里提到了今年四月以来在本地的一系列有关辛亥百年纪念活动,晚晴园重新开馆以及中山公园落成开幕庆祝,演出等等,还有应时应景的成龙电影《1911辛亥革命》,情景一时热闹得无以复加。


但当李先生一家对有关活动正“兴致勃勃”时,情况却急转直下 -


李先生的女儿在看完电影《1911辛亥革命》的第二天到学校去时,却被浇了一头冷水(发现“遭到孤立”),因为:“她跟班里的同学谈起这部电影,竟然没人看过,也没有人想听,甚至有同学问什么是辛亥革命?”但最令人失望的还是:“老师也不想多谈,还问了她一句:辛亥革命和新加坡有什么关系?”


这里头除了对历史的冷漠,还有一个语言,文化以至价值观的问题。只是“这类事”在新加坡其实已见怪不怪(连靠中文为生的某位华文报记者,都可以“为了很自私的理由”而去“挺”母语),不值一提了(也已经有太多人以各种不同方式提过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务实”的教育既然在有关“老师”那一代已起了“作用”,下来的每况愈下也只是“自然形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另外:形势比人强,事实胜于雄辩,联合早报在有关活动期间的努力报道,最终也只能证明其(尤其对年轻一代学生的)影响力疲弱之一斑(虽然还时常自我标榜以及沾沾自喜)。


无独有偶,同一天的联合早报交流版,有读者张仕华先生也“担忧我国年轻的一代”。张先生担忧的其实是时下年轻人普遍缺乏饮水思源(甚至有点忘恩负义)的心态,但忧虑之情和李叶明先生如出一辙 - 都在为我们目前(或之前)的教育主要方向和价值取向叹息,为国家的未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国家主人翁)而发愁。这里头又是否启示了某种软性的“硬道理”?



2.1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