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


被阉割了?                                          

 

过去几天在联合早报上陆续看到几篇回应陈定远“英语已逐渐成为新加坡人的母语”一文的文章。其中作者有教育工作者,也有早报评论员,更有趣的:还有一位坦言因为自幼家庭语言环境缘故,如今在感情上更认同英语为其母语的新加坡华人。

这些作者的共同点是:(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是能有条有理甚至能引经据典以华文讨论有关问题的华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在讨论自身民族语言存亡问题时,居然可以客观,淡然到如同谈论别人的事一般(虽然他们也很清楚其中“不对劲”之处)。究竟这是大智大慧的“开悟”,抑或早已“看破”而自然而然的麻木不仁?

不期然想起多年前曾参与配乐的郭宝崑先生剧作“郑和的后代”(郑和也有后代?)。

“郑和的后代”一剧从一个明朝太监(郑和)引出“阉割”的“课题”,其中主要针对的是精神上的“阉割”。但从许多方面看来,和生理“阉割”似乎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处。

记得剧中对“阉割”有如此描述(大意):“.........…有些“阉割”的方法,能使人不但不觉得痛苦,在缓慢的“过程”当中,有些人还会觉得有种无法形容的快感!”。

只是无论如何,惨遭阉割对一个(有自尊的)男性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不幸和耻辱,同时也会因此而失去了某种(包括传宗接代的)“本能”以及自信。

作为一个种族,其民族语言是否也属于民族“本能”的一种,失去本身语言的民族,除了极可能同时失去其民族的大传统以外,立身世界民族之林,还能有自信和自豪感吗?

 

22.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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