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星期四


曾经                                                                         

     举目四望,许多曾经热衷于音乐的熟人或不相熟的,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对音乐还能保有最初的热情者仿佛寥寥无几。更有甚者,已把音乐化成一种主要为了牟利的职业或事业,音乐对他们来说,更多只是商品的一种。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止发生在音乐界而已,在一些其他文化领域也不外如此,甚至在音响界也都一样:一个当初醉心于音响的人,一旦把兴趣转为事业,也可以变得很市侩恶俗,令人厌之远之,有时还要问问自己为何竟和这等人有“共同兴趣”!

  这或许也是人之常情,各行各业人各有志,为了生存温饱,原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事关艺术和教育,这便另当别论,毕竟:艺术和教育的最终追求都是“真”,“善”,“美”,原则上不能“假”或“偷工减料”。

  艺术家的人格人品并不一定十全十美,甚至还可能有严重缺陷。但最低限度,他对艺术的追求应是诚心诚意,尽善尽美的。就算最终不能尽如己意人意,但心意还在,还值得尊重。如果既无能又无心甚至别有居心,那和存心欺骗又有什么不同?

  这类人其实还不是最不堪的,起码他们一般只是“默默耕耘”,并没有自我标榜招摇。也不像某种行业:

  这“某种”行业,想必当初也曾经有过理想和追求(从历史上来看似乎如此),但今天普遍的乌烟瘴气,损人利己和缺乏自尊现状,却是其他任何行业所望尘莫及的!

  您知道是什么行业吗?

 

27.12.2013

2013年12月25日星期三


古人的境界                                                                         

     最近再看百家讲坛之马未都说收藏。其中提及马未都在个人收藏历程里所见过的一块古玉佩。引起他注意以及留下印象的主要不是玉佩的形态品质,而是玉佩上的刻字。玉佩上刻了四个字:“清”,“慎”,“勤”,“忍”。

   这几个刻字按照马未都先生的理解是:“清”指的是品位,“慎”指的是品德,勤”指的是品行,“忍”指的是品格,都和人品有关。这大概是原玉佩主人奉为佳皋或座右铭的人品标杆,把这些字刻在随身佩带的玉佩上时刻警惕自己。

  这四字真言,意义看来都是正面的。但收藏古物的人有各种不同心态,其中从怀古到牟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仔细想想,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收藏或收集者,无论心态如何,仿佛都不离“清”,“慎”,“勤”,“忍”四字。

  首先:能辨认“货”的“清”(价值以及价格)是极为重要的。这当然离不开“慎”(小心求证)。而“勤”追不舍的精神也很关键-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而设。到了“出价”的时候,“忍”是一种精神以及学识上的考验,取舍都在“忍”字之上。忍不住买了或忍住不买,都可能成为“千古遗恨”。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玉佩主人刻上这四个字,原意肯定是一种对人格品德的追求。但如果再加多一个“恕”,那前面的字的境界便更高,人性的优点也更明确,但同时也更难攀登了!

 

25.12.2013

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梦境                                                                          

     昨夜梦中突然惊醒。原来居然梦见自己当上了学校的华文老师!梦中细节已经不甚了了,但基本有始有终- 当了华文老师又辞了华文老师。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近日常常想到本地华文的种种,日前又碰到一位因为工作上渐渐失去目标理想以及憧憬追求而宁愿放弃一份不高不低的固定薪水,毅然辞职的旧交。

  刚想装作旷达来晓以大义,但一回想当年自己也是如此,便泄气了。当年离职求去,不完全是上司不好,但对人对事思想频道不同,对工作要求不同,很难沟通和有共识。

  上司和上司的上司都是搞行政的,只认同艺术里他/她们认为有实用价值的那个部分,对艺术的了解在似懂非懂之间(这有时比完全不懂还糟,就如半桶水不如空桶来得清静),一般基本不太重视。只要工作顺利完成,人事方面一团和气就可以了,不须要精益求精(当然口头上绝对不会这么说,作为一个好下属必须懂得心领神会和察言观色)。

  问题在于“精益求精”是艺术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一个真正有志于艺术的人或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可能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的。因此:当艺术精神受制于行政精神时,是很难产生真正的艺术作品的。

  其实:行政和艺术里都有人性的因素,只是行政侧重的更多是效率和功利,而艺术的精神首先是对完美(真善美)的追求,利益得失反而是次要的,因此:艺术家往往不为人所理解,也往往是寂寞的。但因为真诚的追求,他们的梦却往往也是最美的。

  我呢,只希望下次不会梦见自己是某种媒体工作者!

 

  15.12.2013

 

新加坡华乐发展概况简述(注)
       本地华乐开展于上个世纪50年代,离今已有60多年。那时的所谓华乐包括了民间社团的地方音乐(潮州,广东,客家,福建等等),当时的华乐也不叫作华乐,而称为民乐或国乐(那时的华语也叫作国语,后来国语才改为马来语)。
       60年代初期,除了一些地方音乐团体如“陶融儒乐社”等等,华乐活动几乎都由一些有左派色彩的音乐艺术团体如“康乐”,“爱同”,“赤道”等等在推动。
      本地华乐和亚洲其它区域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它的名称(在中国称为民乐,香港成为中乐,台湾称为国乐。合起来便成了“中”,“华”,“民”,“国”),也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一样,萌芽初期的华乐多数以齐奏形式为主。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影响以及乐谱的供应,才渐渐有了合奏(含和声与对位等等写作技巧)的形式。但这时期的合奏和如今的合奏相比,无论在曲式,和声以及织体方面都显得比较简单。乐曲一般也不太长,其中轻音乐,舞曲形式的小合奏也不少。例如《彩云追月》,《幸福年》,《花好月圆》,《马兰花开》,《牧羊女》,《丁香花》,《桂林山水》等等等等。
       60年代初比较大型华乐曲目本来就不多,加上乐谱进口的限制,在本地上演的大型曲目很有限,那时比较常上演的除了《东海渔歌》,《马鞍山序曲》,《钱塘江畔》,《青年钢琴协奏曲》或改编自管弦乐的《瑶族舞曲》以及《陕北组曲》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东海渔歌》在新加坡的首演是1963年,只比中国大约迟了3年,也许还是中国大陆以外最先演奏这首曲的地方。
       到了6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的许多唱片和乐谱都不能传入新加坡,因此在华乐乐谱本来就缺乏的本地,华乐团的处境更是难上加难。也许各位很难想象,在那个时期,除了乐谱难寻以外,师资(华乐老师)也非常缺乏。除了地方音乐还有些老师傅传授,一般玩华乐的人大多都是以听唱片自己摸索,模仿的方式学习的。凭着一股兴趣和热忱和不屈不饶的学习精神,也为当时的华乐开创了一个局面,并为后来的华乐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值得一提的,当年来自的香港粤语武侠片配乐对好些本地华乐自学者来说也是一种熏陶,也激发了他们对华乐的兴趣(也许在香港也如此,因此2000年代,香港龙音唱片公司还发行了一张名为“武林春秋”的CD,反映了当时的华乐学习风气)。至于乐谱短缺问题,解决的主要办法便是记谱-听唱片(甚至在电影院里边看边听边记)一个音一个音的把一份独奏或合奏谱记出来,有点能力者就自己尝试作曲和编曲。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渐渐有所改善。
       1968年是新加坡华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的国家剧场成立了一个艺术团(含交响乐团,华乐团,合唱团以及舞蹈团),其属下的华乐团是新加坡第一个有团员津贴的华乐团体。1969年国家剧场华乐团在其指挥郑思森领导下灌录了新加坡第一张华乐合奏黑胶唱片(LP-“鼓乐迎春”,共有5首乐曲-《丰收歌》,《国庆》(社庆),《武术》,《春耕曲》以及古筝独奏《闹元宵》。
  新加坡第一次包含华乐在内的比赛应该是1968-69年新加坡电视台主办的“音乐歌唱大比赛”,这次的比赛引起也激发了许多人对华乐的主意和兴趣,青年节的华乐比赛还是后来的事。
       本地华乐团体第一次到欧洲演出是1970年新加坡教育部属下青年华乐团(相当于当时的精英,团员都是来自不同中学的佼佼者,先后由郑思森与李雪岭指挥)受邀到瑞士去演出那次,那是参加了国际青年交响乐节的演出。那次演出的最大意义除了让当时的年轻的华乐团员大开眼界之外,还激励了其中好些人学习西洋音乐,并最终走向音乐专业的道路。这些人里头就包括了人民协会华乐团,香港中乐团以及后来的新加坡华乐团团员在内。
          除了1970年新加坡教育部属下青年华乐团受邀到瑞士去演出,70年代的本地华乐界最大的两件事莫过于1974年第一个半专业(或职业)华乐团-人民协会华乐团(也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华乐团的前身)的成立以及1977年人民协会华乐团受邀到香港参加香港艺术节的演出。相信这也对1978年香港中乐团的成立有一定的刺激作用。1976-1977年间,人协华乐团在吴大江指挥下,也先后灌录了2张黑胶唱片(LP-“椰林舞曲”以及“霓裳羽衣曲”。
       80年代的华乐团除了唯一半专业的人民协会华乐团以外,还有许多学校,联络所,会馆以及电台等等都有了华乐团的组织。虽然,在教育和学习的意义上见仁见智,但无可否认的,教育部青年节比赛也给华乐的发展和水平提升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人民协会华乐团的逐渐专业化,80年代本地华乐团演奏的水平以及曲目的现代化也逐渐跟上香港以及中国。为什么说香港以及中国而不说中国以及香港?因为:香港在乐团专业管理经营以及演奏曲目的现代化方面当时都比中国大陆要先进。新加坡的人民协会华乐团这期间也由于和现代舞蹈,话剧的合作之中,产生了一些风格比较新颖的乐曲,如舞剧音乐《女娲》,《席方平》(此曲还让当年带团来访问的刘德海先生大为惊奇-当时的谭盾还是籍籍无名),《唐璜》等等。
         到了90年代以后,许多中小学的乐队组织已经相当完善,有些学校从演奏曲目的水平,深度(在青年节比赛期间)以至的乐器“装备”都直追专业乐队。
         1996年新加坡华乐团在人民协会华乐团的基础上以国家乐团的身份正式成立,新加坡的华乐团从此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位。

注:本文是日前应本地精英华乐团之邀讲座而写的基础讲稿。
5.12.2013

2013年12月4日星期三


我们的自信!                                                                            

   近日来本地电影《爸妈不在家》因在海外得奖而引起主流媒体“穷追不舍”的报导,尤其是最近的“金马奖颁奖礼”。

  《爸妈不在家》的获奖诚然可喜可贺,尤其以一部来自一个电影业不发达的“外围”国家电影来说,更是得之不易。

  只是连续多日不停在主流媒体上的大事报导甚至主流媒体评论员集体“专题议论”,除了令人“精神疲劳”(就算一首最好的音乐也不能日夜不停的播放罢?)也令人不禁疑惑(又是?号):

(一)     不谈有关圈内“政治”,“金马奖”真的能代表真正的电影水平吗,历届“金马奖”得奖的电影都真的当之无愧吗?得奖的电影都真的值得骄傲吗?

(二)     如果《爸妈不在家》没有在海外得奖(尤其是“金马奖”)我们的媒体会知道这部电影的“价值”而落力报导吗?我想这也是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现实势利现象罢?!

(三)     为何我们国内的“奖项”就未能有如此媒体(甚至官方)的“礼遇”?而一旦别人“承认”了,我们便欣然雀跃的跟进?!相形之下,我们自己的“奖项”(例如文化奖,还要主办者自己出钱登广告)远不如外人以及本地主流媒体的认可?还是一个文化层次的问题。或我们的主流媒体文化层次就此而已?看来除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以外,外国的月亮也一定更圆更大。

    此事和许多事一样,热闹过后终归都会成为过眼云烟,而对媒体而言,除了及时“物尽其用”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吗?

 

5.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