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提供者，贩卖者                                                                      

     丰子恺先生的“钓鱼”事件余波未了，今天在联合早报又看到蓉子女士“自我表白”的喊冤文章-“创作者为何成了提供者？”。看来：有关事件“受害者”除了丰子恺先生以外，还另有其人（单数？复数？）！

     其实：从“创作者”变成了“提供者”或许还不是最坏的事。记得几年前，教育部曾委约我为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创作一部作品。作品完成之后，来到稿酬交付时刻，麻烦来了。有关联络人告诉我：由于制度的改变，之前签的同意书和合约已不适用，我必须以vendor（贩卖者）的身份填写一份表格来申请作曲费。最麻烦和讨厌的是，还必须去申请一个Singpass才能进行种种有关手续程序。

   合约都签了，本来想据理力争，但有关小职员可怜兮兮的说这是上头的意思，自己夹在中间也很为难……….. 我便不再坚持。只是我在办理这类手续方面笨手笨脚，费时费力的去了两趟联络所才弄了个Singpass。

   于是：从此我在教育部的文件档案里从composer（作曲者）摇身一变，成为了vendor（贩卖者）！回想起来真有点“梦魅成真”的味道！事到如此，无可奈何的也只好认了。退一步想（聊以自慰的？！），来到这种事，想必我也“并不孤独”。但我不懂得欣赏这种“幽默”，也不觉得这是一种正确友善的“教育”态度。就算教育部的高官们都自以vendor为荣！（必须声明：作为vendor并不可耻，但也并不特别值得自豪罢？）咦，如今当那些政府高官填写工作或薪金申请表格时，他们表明身份的那一栏是否也有vendor字样？

最终我想：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行政强于一切时，那些处于夹心层的“教育工作者”也挺可怜的。尤其“上头老板”连梁文福先生的文章都看不懂或装着看不懂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这里头反映的不单只是个名称，尊重，教育的问题，还有一个代表国家文化和品位的问题。

  

18.2.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