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贤？                                                    

     最近和一些音乐圈里的老朋友聊天，才知道近年来本地一些官方以及半官方机构，在聘请音乐指导员（或其他类别指导员）时，除了许许多多有关指导员和学生之间“相处”的“安全防范”条规（这或许也多少透露了如今教育界一些世风日下的隐忧，有关官员人人自危，处处防人的不正常心态，更别说什么“尊师重道”或“尊老敬贤”了）以外，还非常注重文凭。

     由于这种没头没脑（？），迷信（？）文凭的观念日趋“严重”，以致有些经验老到，在有关圈子里教导几十年，有一定成绩，表现和贡献的朋友，由于文凭问题，居然被拒于一些学校，机构的门外，就连个“再试用”的机会也没有！讽刺的是：有些他们早年教导过的“小朋友”，工作经验不多，但因为有文凭在手，反而更受到青睐。

     这种现象其实在其他行业也时有所闻，时下年轻人多拥有学士甚至硕士文凭，一旦有所取舍，老一辈的职场人士无论拥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往往还是败在文凭的有无和大小之上。

     是的，当今世界，什么都讲文凭，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反而显得次要，就算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假文凭事件和笑话，人们对文凭的信心还是坚定不移。但文凭真的就能代表一个人的能力吗？（其他行业不说，在音乐这块，有时一个博士的能力不见得就会比一个学士或甚至没有文凭的人强）还是只是一张让那些没有“任人唯贤”的勇气和眼光的机构部门主管一纸自圆其说以及方便的“护身符”？

     官方时常强调的“任人唯贤”只是局限于国家社会的高层还是不分高，中，低层和业务性质一律一视同仁？就犹如真正的教育精神-有教无类。又假设：如果“贤人”都没有文凭，或者文凭不够大，有关方面还会因为他们是“贤人”而委以重任吗？如果有关部门主管不能辨别贤愚或有眼光而没有勇气逆流而上的去“任人唯贤”，是否同样也是失职（尤其是后者）和浪费人才资源？

     最终，只能以文凭取人的机构，部门主管，永远不可能成为“贤人”，更不会了解何谓“任人唯贤”，一来没有必要，二来也容易惹祸上身，以致后患无穷，还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阔天空”。

     可悲者，因为文凭挂帅，或未能真正落实“任人唯贤”，“任人唯贤”竟沦为口号的一种！

19.6.2014

莫名其妙的澄清                                                    

     经常看到联合早报的“特此更正”（尤其过去几天），照例只更正错误而毫无歉意表示，早已习以为常（时至今日，又有谁会注意，在意更正与否？），今天却看到一则耐人寻味的“澄清”。

     在昨天的联合早报头版新闻“李总理：学校须是清贫子弟提升平台”里末段提及：“如今仍负责国初（铜）乐团的何惠农（76岁），也记得总理这名学生。他说：“李总理非常热爱音乐，吹的是竖笛……………..”

     今天联合早报做出以下澄清：“本报昨天刊登的封面新闻《李总理：学校须是清贫子弟提升平台》，文中写道负责乐队的老师和李总理的接触。实际上总理只是偶尔参加乐团的练习，并没有正式加入铜乐队，总理当时学习的乐器是单簧管。特此澄清。”

     看了有关“澄清”不禁有点疑惑：

（一）     如果总理真的“非常热爱音乐”为何不正式加入乐队？

（二）     一个有纪律，好的乐团/乐队会允许任何人“偶尔参加乐团的练习”吗？

（三）     反过来说一个有责任感，富有团体意识的人会不定期出席团体练习吗？

（四）     特别声明“实际上总理只是偶尔参加乐团的练习，并没有正式加入铜乐队”是在暗示总理并不以参加铜乐队为荣？

（五）     竖笛不就是单簧管的别称吗？

这究竟是什么“报导”和“澄清”？！是什么人要求澄清的？这种小事真有必要澄清吗？其用意是要提高总理的形象吗？

8.6.2014

艺术与行政管理的死结                                                    

     最近在报上看到有关本地媒体发展管理局修订现有的“公共娱乐与集体法令”，推行“定期执照计划”，让艺术团体自行为活动分级。但建议遭到45个艺术团体的反对。

     问题关键在于：“让艺术团体自行为活动分级”看似给与艺术团体某些自行决定的自由，但本质上却仿佛是发给这些艺术团体一条绳子，让他们自己捆绑自己，绑得不好不当还可能面对惩罚（绳之于法？！）！对艺术工作者而言，这种自我设限（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点像自宫）大大违反了艺术实践本质上自由开放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据说媒体发展管理局设有“顾问团”以及“委员会”，不晓得这些所谓的“顾问团”以及“委员会”里头的成员又有多少是实践艺术家（不包括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艺术理论家，艺术评论家）？如果他们是艺术家，原则上他们会同意为艺术设限吗？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在同一条船上，或从来没上过这条船，那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决定以及制定这些限制条文？

     另外来说：无论团体或个人并非贴上了“艺术”的标签便可以肆意妄为，个人也不认为作为艺术家就一定要负起社会责任（这种事或许更适合由那些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艺术家”来做罢？），这对一个艺术工作者而言未免太沉重了，其实：无论是否从事艺术，只要诚诚恳恳，兢兢业业，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便已足够，也对得起社会了。

     不知道媒体发展管理局设条例的目的是否是要艺术团体“负起某种社会责任”。亦不清楚这些艺术团体是否以反映社会现状以及精神面貌为己任（社会真的需要这些吗？到头来，谁又更需要谁呢？）？并且乐此不疲，除了和“绳子”有关连的事，其他都不能干？如果是这样，媒体发展管理局便有点像“与虎谋皮”了？！反过来似乎也一样！

      无论绳子落在哪一方，也无论哪根绳子，都有个解不开的死结！看来：以我们目前现有的机制，官方和艺术工作者，团体仿佛一直都在两个有心无意，或有意无心，先天性接收不良的频率上，沟通于是成为了电影标题-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

3.6.2014

乱世，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似乎有几年相对稍为的平静。但韩战刚停息不久，越战又来了，在法军撤离越南之后，自以为比法军更厉害的美军又来了，最终结果和法军一样狼狈退出。南北越在世人同情的目光下终归统一。然而这个曾被美，法两国变相侵略的国家，刚喘了一口气之后，马上又挥军进入柬埔寨，成为另一个侵略者！最后还和在越战时期曾经帮助，支持过它的中国打了起来！

这种种国与国之间是非混乱，乌烟瘴气，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现象，归根结底都和政治利益有关。而无论是什么种族，语言甚至信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难免有政治。

从一个悲观但现实的角度来看，凡事只要有了政治意味，意图，就没有真正的诚信。并不是不想要诚信，因为就算有，在种种精打细算的考量和牵制之下，含金量（诚意）也不可能高。另外，来到政治，手段和目的最为重要，诚信作为门面尚可，但并不是最关键和必需的，一不小心，偏高的诚信往往还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搞政治就和做生意相似-由于利益至上，因而尔虞我诈，无商不奸，老实说：来到这个你死我活的战场，不奸怎行。

从种种“不良迹象”看来，搞政治似乎并不怎么高尚，但身在其中（或乐在其中）的人却往往都有很高尚的理由，因为他/她们都声称以及“坚信”做出种种为世人所不能理解谅解的事（甚至不仁不义），为的都是国家，群体等等“大我”（例如秦始皇）。另一方面：“大我人等”除了掌管国家机器，决定国家前途以外，还可以随时成为教育，文化甚至艺术方面的专家和领导。

与此同时，他/她们也经常身不由己（以致言不由衷），因为几乎所有的决定决策，基本（或表面上）都是群体的决定，以“大我”的利益为取向，无论个人同意与否，无论在个人道德良心上能否过关都不在考虑之内，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最终或最初的决定是对是错，都不存在或尊重个人原则，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规则。当然，其中不免也存在一言九鼎或人微言轻的现象，那就看资历深浅和功力高低了。

你不能说他/她们没有理想，他/她们的所谓理想太强烈了，强到他/她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理想硬加到他人身上而不自觉。一旦极端起来，凡是和他/她们的理想有所出入或相左的，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甚至“卖国”！

如果你是个政治中人，你可能会有同志，战友，但真正的朋友呢？或许物以类聚，但朋友是否也担心有一天你会为了“大我”而把他们给牺牲掉？反过来，你又会不会也这样想？

所谓乱世并不只是绵绵不断的大小战乱而已，最为根本和关键的还是人性，是非，价值之乱！

哀哉！！

3.6.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