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31日星期五

孔子与钱财
         昨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一个四分之一版面的系列讲座广告。广告标题醒目- “现代孔子思想  增加金钱和精神财富”公开系列讲座1

广告“抬头”
你想知道十个月赚520万的秘诀吗?
听杜南发博士分享用孔子理论
稳赚520万的秘密!

讲题:
1什么是现代孔子思想?
2利用孔子思想在理财投资上,无往不利!

讲座会主席:
潘国驹教授

讲座会主讲者:
杜南发博士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主席

联办机构: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
醉花林俱乐部

协办机构:
新加坡儒商学会,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新加坡孔子后裔联谊会,新加坡儒学会。

         以上广告,一眼看去都是有头有脸的有学之士或和“孔教”有关机构。
         十多年前,我也曾因写了一部关于孔子生平的10乐章大合唱《化雨》而沾了孔夫子的光(虽然金钱上的回报不足一提)。斯时也从未曾想到孔夫子的思想遗产有一天居然也会步古代大军事家鬼谷子,孙子(孙武?孙膑?)等的后尘和金钱商业理财投资等等“发生关系”!会不会有一天孟子或鲁迅的学术思想也被发现具有商业潜值?
         看了上述令人“心猿意马”的广告,不禁疑惑:究竟何谓“现代孔子思想”?所谓“现代”是一种“修正”吗?和原“孔子思想价值观”又有多大“出入”?孔圣人若地下有知,又会有何感想?
         以孔子的才学,当年周游列国,努力向君王们游说其治国良方,终归也还是落得个壮志未酬郁郁而终,可见其推销本领有限。但为何“生财有道”的讲座会以其名号召?或许因为其门下出了好些“成功人士”,才启发了有关讲座的动机?
         在孔子的72个门徒当中,最有商业头脑的应数子贡(端木赐)。在理财,经商方面子贡肯定也比他老师孔子在行,虽然受教于孔子门下,但孔子有没有教过他做生意,似乎还有待考证。然而有关讲座不直接以子贡的名字来“号召”?从“务实”角度,是否因为其名气毕竟比不能和老师相提并论(虽然他在世时“社会地位”可能比老师还更显赫)?另外来说,一般生意人,也许不知道子贡何人,但很少会不知道孔子是何方神圣?名牌也!名师出高徒,也顺理成章。一般心理,跟老师学总比跟学生学强,何况老师的名堂更为响亮?
         从前的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又如何?学而优则仕呀!学而优则仕又如何?名成利就,光宗耀祖呀!孔子为中国历朝历代读书人尊为万世师表,肯定有其道理。今天看来,道理益显。更妙的是:如今想要“成功”,再也无须十年寒窗或者千里赴试,只要听讲座就行了,而且还是免费的!

1.8.2015

2015年7月28日星期二



是非颠倒!
         发表了《看不懂》一文之后,陆续收到一些朋友的反馈和意见,其中有几位对“修改”后的文字都有同感:就是该文“作者”明显是以英文或英语的思维模式下笔。也就是说:如果以读英文的文法习惯去读该文,并无大碍。这也是时下新加坡许多所谓双语的年轻人普遍的语法习惯。问题是为何中文要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原本通顺自然的中文文字,为何要“修改”得像生硬不通的翻译文字?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这是“入世未深”而“小题大作”),“修改”者并非有意刁难,而是他(她?)实在真的看不懂我的文法文字,以他的标准和理解,他认为其他“观众”也会看不懂。仔细想想,在今天的新加坡,这或许也是可能的事!
         问题也就在这里,如果正确的文法在不同思维方式下,变得“难以理解”,而运用不正确的文法却反而更容易让人理解,这不是相等于用标准正确英语寸步难行-很难和人沟通,反而用洋泾浜的英语(或Singlish)才能通行无阻,皆大欢喜?!如此又是否是一种黑白不分以及是非颠倒的现象?!
         看看今天我们周边许多所谓双语的年轻一辈,三句华语里总要参杂一句英语或方言(讲英语则反之),很少能以纯净(就不要说纯正)的华语或英语与人交谈交流,说是本地风格也好,南洋风格也好,但终归只是小家子气的闭门造车,一旦来到世界舞台,能上得了台盘吗?这也是“务实”(实用主义)的“成果”之一吗?
         成语曰: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讲的是人文道德的熏陶以及潜移默化,都和百年树人的教育有关。但此地我们除了常见“贼喊抓贼”的闹剧悲剧,又能分辨何谓芝兰之香,何谓鲍鱼之臭?呜呼哀哉!我们语文的前景!
28.7.2015

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

看不懂?
         傍晚时分打开电脑,收到一封XX乐团的来信:

潘老师您好,
关于你的委约作品《到敌人的后方去》的曲目介绍,因为恐怕一些本地观众不了解这两首曲的含义,我们宣传部门的同事做了一些改动,您看是否可以?请您建议:

“此曲为此音乐会而委约编写,主要根据冼星海的同名抗战歌曲改编。编曲家在构思过程中亦想起冼星海同一时期创作的歌曲《二月里来》,并和《到敌人的后方去》相映成趣:一首写的是充满“还我河山”激情的“到敌人的后方去”,一首则是描写春光明媚的家乡以及后方的乡亲父老们。曲目反映了《二月里来》的歌词:“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等中的互动,并把《二月里来》的旋律当成前奏与尾声穿插在音乐当中,形成一慢一快,一柔一刚的对比形式。”

以上我粗看一遍之后,觉得也还可以,原本想回信说OK。但仔细想想,我原来写的介绍文字真的会令“一些本地观众不了解这两首曲的含义”?于是找出原文对照一番,然后复信:

XX你好,
      “修改”后的文字和我的原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嘛?为何要“修改”?是谁认为需要修改的?如果“恐怕一些本地观众不了解这两首曲的含义”,那“修改”之后恐怕一些本地观众也还是不会了解这两首曲的含义?况且,“修改”后的介绍,第一句就不通了-“此曲为此音乐会而委约编写”?究竟是别人委约我还是我委约别人?还有:“曲目反映了《二月里来》的歌词”又是什么意思?通吗?什么又是“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等中的互动???(什么互动?游戏乎?)

以下是我的原文,请对照:

《到敌人的后方去》
2015年应XX乐团特邀编曲。乐曲主要根据冼星海的同名抗战歌曲改编。在构思过程中偶然想起冼星海同一时期创作的歌曲《二月里来》。和《到敌人的后方去》相映成趣的是:一首写的是充满“还我河山”激情的“到敌人的后方去”,一首则是想念春光明媚的家乡以及后方的乡亲父老们。就如《二月里来》的歌词里的:“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等等,于是便把《二月里来》的旋律当成前奏与尾声并穿插在乐曲当中,从音乐上看来,一慢一快,一柔一刚,也是一种对比。

         我问了几个曾在报界或办杂志的前华校生朋友,他们都说完全看得懂,没有问题,因此建议别作任何改动。谢谢,
潘耀田
        
         写以上这些并非为了投诉,只是有感而发:首先,自己看不懂的事物,不能假设别人也都看不懂!其次,又联想到我们水平每况愈下的华文华语。就因为许多家长,学生认为华语难学,有关方面也不诚心诚意的去探讨个中原因,只是一味“循众要求”把水平和要求降低再降低,这又符合我们国家力争上游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吗?
27.7.2015

2015年7月23日星期四

长发
         男孩子蓄长发似乎是1960年代初期开始的风气和现象。其始作俑者应该是当年红极一时的披头四(The Beatles)?
         披头四是当年英国的一个流行乐队,风光无限。披头四这个译名也译得巧妙,除了“音”,“意”,甚至连人数都包含在内。
         其实,对欧洲人来说,男人留长发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看看欧洲史上的王公贵族以及名人伟人画像,又有哪个不是长发飘逸或长发披肩的?头发不够多的还戴假发呢!
         后来摩登时代来临,许多欧洲传统服饰包括长发已不合潮流。同时,或许现代生活忙碌,短发甚至光头比长发容易方便处理,留长发的习惯也就渐渐式微(连女人也如此)。因此,1960年代当“披头”风气卷土重来时,当时的外国老太太老眼昏花一时不察,常误把男当女,还说:现在的女孩头发还不错,但就是有点丑!
         从头发的长短也可以感觉时代审美甚至价值观的改变,回想1970年代末的新加坡,曾有条令禁止长发及肩男士进入新加坡。于是便发生了著名的“喜多郎事件”- 当时由于喜多郎的长发(也是他的形象标志)不符合条令标准,和海关人员相持不下,音乐会于是被迫临时取消,喜多郎一时也变为愤怒太郎!最终一团人轰轰烈烈,不欢而散,原机打道回府(balik kampung!)。
         30多年后,以今天(“妖魅横行”?)的现状,政府对此的“宽容大量”(有时甚至“乐在其中”?)的态度再回头看,当年是否有点小题大做?毕竟时代不同,标准也不同了,但其中究竟是政治考量多于道德考量或反之?谁又知道?
         如今,头发长短已不是什么问题(除了秃头?)。或许,从今天许多年轻人的发型装扮里可以感觉到到的不止是审美观的不同,价值观也往往如此。想当年,美国卫道之士(?)对披头散发的嬉皮士大伤脑筋时,有人就道出其中玄机:他们怕的不是这些家伙(嬉皮士)的长发,而是这些长发所代表的东西!
         诚然,装扮是很个人的,我行我素的作风可能代表一种自信(也可能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也可能是一种不顾他人(包括父母长辈)感受的自私自利。和今天相比,从前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厚道”吧?!
         突然想,如果从前有人因长发而被拒入境,现在变本加厉,远不止“青出于蓝”的许多五颜六色七彩缤纷的“奇型怪发”,在当年又会不会被当局处以“极刑”?

24.7.2015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

矫枉过正?
         新加坡政府一向清楚表明对贪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近年来由于园林局脚车采购以及XX中学校长财务问题等等事件,一时之间使得许多政府部门官方机构都仿佛成了惊弓之鸟,人人草木皆兵。
         秉公无私,谨慎办事原无可厚非,只是新加坡一向以行政效率高闻名于世,官方部门一旦从“惊弓之鸟”进而“草木皆兵”,凡事都步步为营,如履深渊,除了大大影响效率,也往往造成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反面教育。
         其他不说,就说教育部的投标制度:
         首先必须说的:明明是个百年树人文化教育机构,却不懂得如何尊重艺术工作者。只为了办事效率和方便(?),也不管他/她们同意与否,便一网打尽一视同仁的把他/她们和其他商贩全都一概列为贩卖者(vender)!
         来到投标,“采购者”往往明明知道要的是什么,对“采购对象”也往往一清二楚或甚至早已认定,但为了“安全”起见 - 不要留下任何把柄后患,却还是无可避免的必须要经过层层行政关卡,通过种种繁文缛节,费时费事的把整个投标流程“演练”(“买家”和“卖家”都心照不宣,若有其事或若无其事的在演戏!)一遍(有时还不止一遍)才算功德圆满,才能“心安理得”。
         如此最终当然也能把事办成,但请想想,这样一来,到底浪费了买卖双方多少冤枉的时间以及人力精神?!符合办事效率原则吗?而如此行为,对于其他天真无邪,傻乎乎齐齐“演戏”的同期竞投者又公平吗?这是阳光下的阴暗?为什么就没有“贤人”起来仗义执言,他们都不知道吗?!
         如果说:新加坡的效率廉洁就和新加坡的市容整洁是从严刑峻法中得来的(不一定是教育?)大概不中亦不远。新加坡今天的廉政面貌也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年累月逐渐形成。廉政肯定不是坏事,只是凡事一旦做过了头或者矫枉过正,往往得不偿失。涉及教育范畴,对国民长远的价值观更可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负面效应?

21.7.2015

2015年7月19日星期日

酬酢
         所谓应酬和知心老友欢聚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如果没有必要(所谓“必要”,这里头可能有许多人情因素,也可能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利益关系得失考量,反正都离不开“人在江湖”就是!曾有新谣界人士感叹“江湖未有真情酒”应也与此有关。),或除了别有居心的“有志之士”,谁又愿意浪费光阴精神去干这种事?
         但!除非遁世隐居,能够有条件能力修养道行做到完全不理世事,否则,人总离不了“江湖”!
         记得多年前还算年轻时,由于某种关系缘故,常出席一些外国大使馆的大小仪式宴请(无论是否附庸风雅,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都喜欢“沾艺术家的光”,就和旧时的中国人大都尊敬读书人一样,这也算是一种正面的文化传统心态吧?)。有几次还遇见已故的潘受先生以及刘抗先生等几位当年名满本地艺坛的老前辈。那时,他们年纪都有80上下了,一派老态龙钟,还是兴致勃勃“不辞劳苦”的前来(助兴?)。这也许是老一辈华人礼尚往来的礼数观念- 人家给你面子,你总得给人家面子。
         只是,往往为了这个“面子”问题,除了牺牲时间精神,有时也要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时光,无奈勉而为之,只是:最终却常发现,你的参与只是为了成全某种宁濫勿缺或“言不及义”的“氛围”而已。
         有时将心一横“不给面子”,人家便觉得你骄傲。若经常来者不拒,家人又会埋怨你重“友”轻“家”(和“重色轻友”异曲同工?)。或许,向来做人不够细致敏感,在“人家”之间或“人家”和“家人”之间,似乎无论如何都总会得罪人!
         “给面子”有时求的仿佛是种(对人对己的)心安,“人到无求品自高”又谈何容易?!景仰艺坛前辈们的德行风范,只是当自己也到了80上下时,希望不必再做无谓的应酬。

20.7.2015

2015年7月16日星期四

平等对话
       当今世界,许多事所谓平等,除了天时地利人和,还要有相应的条件和基础。
         日前有朋友传来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家刘冰的一些活动以及访谈视频,其中有些谈话,就和刘冰的艺术创作一样,对一些似乎没有多大新意的人文现象和世界大事,提出了不一般的角度看法以及诠释。
         在被问及当年(1990年代)刚到美国时的心态时,他说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要尽快融入美国社会。这大约也是许许多多移民或国外旅居者的想法。但后来却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就算成功融入当地社会,也许最终也不一定就能作出更好的贡献,因为一个发达成熟的社会不需要多一个处处都和当地人同一思维的人,反而更需要一些能提供有不同文化角度思想的人,才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也唯其如此,作为一个外来的艺术家也才有和当地同行有个平等对话的基础。
         当然,这个“平等对话的基础”也建立在某种对等的文化或传统之上。除了徐冰,看看其他当今在世界舞台上当红的中国艺术家如艾未未,赵国强以及谭盾等等等等,如果不是因为善于“利用”身后丰富厚实的传统,艺术事业或许依然成功(毕竟都是“亿中选一”的人才),但是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失色”?
         因此,无论作为一个常人或艺术家,文化传统都是非常重要的,失去了传统,除了会丧失自信,无论在家在外,也往往失去了和他人平等对话的基础。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大庆之年,但各族的文化传统“年资”则远远不止此数,问题是我们是否还珍惜这个已犹如“风烛残年”的文化传统?!除了经济建设,我们又有多少文化上的自信?!

17.7.2015

2015年7月10日星期五

何谓务实?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标题为《如何提高生产力是急需解决难题》关于“星展银行洞悉亚洲会议”(什么名堂?)的新闻报导。对其中退休常任秘书严崇涛的一些讲话印象深刻,兹摘录如下: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应该成为首席生产力官(Chief Production Officer)。他们要走出舒适的办公室,到工厂和前线去,亲自向员工展示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快更好,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如果这个心态不改变,生产力就会一直为零。”

……….. 现在的公务员培训制度需要调整。例如当一名公共服务奖学金得主学成归来时,应该先派他到建屋发展局,经发局这些经常和基层接触的部门,了解老百姓的心声和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果一名公务员不了解基层问题,他就只知道怎么当管理者,而新加坡已经有太多管理者了。”

         以上话语,也许有见仁见智的余地,但也不由令人想起最近地铁大瘫痪的事件 - 有关负责人事后除了道歉,就是举出一大堆有关地铁故障原因的专业名词等等等等……… 其实一般民众主除了不会明白“其中奥妙”,多数也不会有任何兴趣了解这些,他们最关心的只是如何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和回家而已。有关负责人对此如果不理解那就不算了解基层,如果理解,那是否是企图顾左右而言其他?
         诚然,有关部门自有其不足为人道之处,但新加坡政府在聘用公务员时除了一贯秉持“唯才是用”(Meritocracy),在回报那些“任人唯贤”的公务员时也是“唯财是用”(纳税人的钱?),并且绝不手软。
         因为政府在这方面的策略和“市场”挂钩,也仿佛渐渐已形成一种新加坡价值观之一。只是这么一来,人们也难免“自然而然”的有一分钱一分货的现实心态,就犹如:当人们在市场上受到误导买到不良货品时,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甚至报警,芸芸地铁乘客有可能如此这般吗?
         因此,如果有关方面一旦出事,就搬出许多人们既听不懂,也没兴趣的专业名堂,那除了突显了严崇涛的忧虑,也可能渐渐会失去民心?!

11.7.2015

2015年7月3日星期五

回归   鲑鱼
         今天在联合早报《现在》上看到舞蹈家吴丽娟的访谈文章:“吴丽娟重返舞坛第一线  为艺术节编创《回归》”。其中有些谈话可说是一个本地资深艺术工作者的肺腑之言。
         丽娟说:“现在有的艺术工作者,留学回来惯用外国人那一套,但为什么只用用外国人那一套,走不出来?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就这么简单。若有自己的文化,即使在外国学了,你也会知道要选择什么。活用跟人家学的 ………………… 要是回来后,发现自己还在重复别人那一套,就该知道自己是空的,在文化上是空的。”
         通常当我们提起文化这个词,指的都是好的或能令我们由衷自豪的文化。只是文化这件事有时见仁见智,有时,也很难讲得清楚,有时,也要看和什么人讲。但就和做人一样,关键是有没有情意和追求。毕竟,成就好的事物不能没有情意和追求,这应是“硬道理”的一种。当然,我们不能说次文化不是文化,就如十恶不赦的人也还是人,问题是,你会真心为它们感到骄傲吗?除非物以类聚?
         至于“回归”,仿佛就和鲑鱼一生的“前因后果”相似,有去有回,因循不辍?只是,就不要说从前(5-60年前?),能让我们立足的(文化)起点如今又在哪里?(不能只靠飘浮不定,似真似谎的“南洋风格”,Fusion或“罗惹”式的文化吧?!)没有一个(感情,文化上)坚如磐石的出发点,又谈何回归?!最终会不会只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感情上的回归而已?
         这或许也是新加坡务实主义的一个有意无意的盲点?事实上,在人文艺术领域里,许多真正有能力实力面对外头大风大浪的“鲑鱼”,一般都不愿或不可能回归,因为这里缺乏“它们”生存发展的“水质”。(水至清而无鱼?!)
         其实,对这片土地有深厚感情,甘愿留守的“鲑鱼”如丽娟者不是没有,但为数已不多,并且正垂垂老去。
         可悲?无奈 ……………?在某些“硬道理”以及普遍文化教育价值的前提下,也只能“见仁见智”或“节哀顺变”了。
         无论如何,能想“回归”毕竟有情,谨祝丽娟作品演出成功!

4.7.2015